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于1942年2月占领了英属马来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英国宣布在马来亚建立军政统治。在此之后，马来亚各族人民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立了各种政党。

  1946年5月，第一个马来人的全国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成立。1946年8月2日，“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成立。1949年2月27日，马来亚华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政党——“马来亚华人公会（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改名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1952年，“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与“马华公会”联合，不久又吸收了“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组成了“马华印联盟”。1974年4月，在马来西亚联盟党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华人的主要政党“马华公会” “人动党（又称“民政党”，The Peoples Movement Party）”等都是“国民阵线”的成员。

  我抵达马来西亚履新时，在马方政府的组成中，约有四分之一的部长和副部长来自上述华人政党。他们分别担任交通、初级资源、劳工、卫生、科技和环境、能源和电讯、房屋和地方政府部的部长，贸易和工业、财政、农业、青年和体育、教育、工程、文化和旅游、国家乡村发展、卫生、科技和环境等部的副部长，总理署的副部长，以及一些部的政务次长。

  很显然，中国大使馆在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工作时，需要经常同上述政府部门打交道。作为中国大使，同这些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商谈两国之间的业务交往与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因此，我在上任初期，除拜会由马来人担任的外交、贸易和工业、国防、教育、财政、文化和旅游、青年和体育、新闻、农业和林业、社会福利公共企业等部的部长们外，也分别拜会了上述华人部长和副部长，以及一些前政要。

  除了上任拜会外，我还需要经常就中马两国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同马来西亚有关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商谈。在中国省部级代表团来访时，我都有机会同马来西亚主管部长们接触。大家结识之后，你来我往，互相宴请，就是情理中事。

  周刚大使（右一）和夫人邓俊秉（左三）拜会马来西亚贸易工业部长拉菲达女士（右二）和丈夫。

  我和我的夫人邓俊秉经常请马来族和华人的部长，以及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们到中国大使馆品尝中餐，有时还观看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景的影片。同上述华人部级高官的交往，有助于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更有助于结交华人社会各界的朋友。不仅如此，在大使馆的日常工作中，我们也经常得到华人部长们的帮助。

  交通部长林良实是马华公会的总会长，在马政府中排位在总理和副总理之后。林良实先生自幼受英文教育，在大学里主攻医学专业，是医生出身。一般人称他为“Doctor林”。在这里，“Doctor”是“医生”，而不是“博士”。

  林良实先生祖籍福建，除操流利的马来语和英语外，还讲家乡闽南话。开始我们见面时，一般讲英语，他可以听懂简单的北京话（当地称华语）。日久天长，接触多了，我发现他的华语有进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中马关系持续不断的发展，双方往来增多，听中国官员讲北京话的机会多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的提升，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各国更加重视对华关系。过去只讲英语、闽南语和客家话的英语教育出身的马来西亚政府华人官员，以及工商、教育、文化各界的马来西亚华人为了同中国打交道，日益感到讲普通话的必要性。

  对于林良实部长来说，他的华语大有进步还要归功于他的夫人王维娜女士。王女士自小受华文教育，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和邓俊秉同林良实部长夫妇见面时，王女士都是用汉语普通话同我们交谈。

  民政党主席林敬益先生长期担任初级产品部长，他是又一位受英语教育、毕业后从医的“大夫”，一般人称他为“林敬益医生”。林敬益部长为人豪爽，谈话风趣，不拘一格，平易近人。每次见面，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向中国推销马来西亚的土特产品——棕榈油。

  那时，马年产棕榈油约400万吨，中国和印度是主要进口国。为马来西亚的大宗出口产品棕榈油寻找大买主，是林敬益领导的初级产品部的重头任务。

  他常给我算细账：“中国现在对居民食用油还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人每年多吃1公斤棕榈油是绝对没问题的。你们中国现在有10亿人口，每人每年多用1公斤，加在一起就是100万吨。”

  他向我介绍说，棕榈油既可作食用油，又可用来制作巧克力和点心，还是生产肥皂和洗涤剂的原料。马来西亚棕榈油研究所（PORIM）经过多年科研，已掌握棕榈油的精炼技术，大幅度的降低了油中所含的饱和脂肪酸，长期食用棕榈调和油对心脏没有一点副作用。

  林敬益还兼任马来西亚精武总会会长，热心推广中华武术，积极倡导成立亚洲武术协会，并为此以马精武总会会长的身份携夫人访华，同中华全国武术协会进行商谈。

  马来西亚原产部长林敬益（右）参加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图源：《出使友邻十三载》）

  林敬益部长没有学过华语，只会讲家乡闽南话，听不懂普通话，也不认识汉字，我们之间用英语交流。但我慢慢的发现，他逐渐可以听懂和说几句简单的普通话。他学习讲普通话是很刻苦的，有时他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用普通话致辞，这令我非常惊讶。原来，他念的讲话稿竟是用英文拼写的。当我于1991年4月1日向他辞行时，我们已基本上用普通话交谈，我真佩服他的神速进步。

  在同中国大使和中国大使馆交往中，马来西亚的华人高官们不是一点顾虑也没有。那时，中马关系的大背景是两国相互信任处于初始阶段，马政府对中国还有不少疑虑，华人问题就是这里面之一。

  因此，马来西亚的华人部长们一开始同我接触时比较谨慎、低调，他们不愿引起他们马来同胞的不必要猜疑，在外交场合见面多是一般寒暄，不多谈。我到办公室去见他们，也是公事公办，可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和夫人邀请他们及家人到中国大使馆出席宴会，有人有时流露出畏难情绪。遇到这一种情况，我们总是理解他们的考虑，绝不勉为其难。

  等到后来交往多了，一些朋友私下告诉我说：“作为马政府的成员，我们到中国大使馆出席中国大使的宴会，政府对我们没什么限制，在中国大使馆周围的内政部便衣（警察）也不会阻拦，但我们心里感到还是小心一些为好。比如有时政府开会时，首相（即总理）随便开句玩笑对我说，‘中国大使馆的中餐味道怎么样？’我心里就想，准是内政部的人打了小报告。”

  随着中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我同马来西亚政府高官们（包括马来族、华人和印度裔高官）的交往日益增多，相互宴请成为很正常的事。马来西亚的华人部长们，以及他们的夫人、子女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就不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马来西亚华人高官中，这里要特别提到农业部副部长李裕隆和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

  李裕隆先生初任农业部副部长，后任工程部副部长。他和他的夫人、母亲、儿子、哥哥经常同我和邓俊秉见面。他为人爽直，热情友好，毫无架子。我们见面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也就怎么样发展中马关系交换意见。他对两国关系抱乐观和积极态度，并愿尽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马来西亚农业部副部长李裕隆（右）在中国大使馆做客。（图源：《出使友邻十三载》）

  1989年10月2日，李裕隆副部长盛情邀请我和邓俊秉出席马来西亚皇家委员会为马最高元首和元首后举行的宴会，同马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见面。李裕隆先生的父亲李孝式老先生是马来西亚的开国元勋之一，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李孝式先生原籍广东，生于1901年，参加过抗日战争，1945年创办《中国报》，是马华公会的创始人，在马政府中历任要职，1959年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予的“敦”勋衔。1988年11月19日，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Jalan Tun H.S.Lee）。

  “敦（TUN）”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予除皇室成员外的马来西亚平民最高的封号。马来西亚几任总理和马华公会、民政党的创始人等少数领袖人物曾获此殊荣。例如，我和邓俊秉经常会见和相互宴请的老朋友翁毓麟先生就曾荣获“敦”的封号。翁先生为马华公会元老，曾任政府部长多年和马来西亚最高法院官，为促成马华公会同“巫统”结盟作出过贡献。

  从李裕隆先生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中，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在同中国大使交往时没有后顾之忧。

  马来西亚另一个著名的医生林苍佑先生也曾荣获“敦”的封号。林苍佑先生是马政坛元老，德高望重，时任槟州首席部长，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马各界无人不晓。我到任后不久，就和夫人邓俊秉去拜会他，他也很快在吉隆坡宴请我们，以后在不少外交场合同他见面。

  1989年12月初，我和邓俊秉去槟州首府槟城访问，林苍佑首席部长和夫人又设家宴款待我们，他的弟弟出席作陪。林苍佑先生已70高龄，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感到深厚的炎黄子孙的乡情、他对中国的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林先生祖籍福建同安，1919年5月28日生于槟城。他曾留学英伦，获医学学位。那时的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由于医术精湛，他回到祖国大陆后在国民政府海军总部任医务处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马来亚从政。他是马来西亚的创始人之一，后曾参加马华公会。林老先生曾先后担任槟州首席部长21年。作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封疆大吏”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是前无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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